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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昭王熊壬(约公元523年～前489年)，芈姓，熊氏，又名轸。楚平王之子。公元前516年，楚平王死，不满10岁的太子壬继立，改名熊轸(珍)，是为昭王。
公元前515年春，吴伐楚。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吴师主力与楚主力持于潜邑(今安徽霍山县东北)，吴师后路被楚师切断，进退两难。时遇吴国发生宫廷政变，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今江苏宿迁市)。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要求徐国引渡公子掩余，要求仲吾引渡公子烛庸，二公子无奈，向楚国请求避难。楚昭王令监马尹大公迎接二公子，把他们安置在养邑(今河南沈丘县)，为二公子筑城，并以城父和胡邑割田，扩大二公子的封邑。阖庐因徐和钟吾纵令二公子奔楚，一举攻灭了这两国。接着命伍员为行人，问以伐楚之术，伍员建议三分吴师，轮流骚扰楚国。不久，伍员就受命执政，位同上卿。阖闾与伍员、孙武、伯嚭伐楚，奇兵突袭，俘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而杀之。阖闾问诸将可否直捣郢都，孙武以为民众疲罢，不腚远征，尚须假以时日，方能深入楚境，阖闾从其议。公元前511年，吴师两度袭扰楚境，都是待楚师一到就撤退。此为伍员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策略。而这时楚国的君臣没有史墨那样透彻的认识，尚未想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向他们逼近。这是因为惯于外线作战、灭人之国、夺人之地的楚人，很难想到敌人居然会打进楚国的腹地甚至郢都来。这时，身为吴国执政大夫的伍员和孙武正在等待，急切地盼望从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中找到盟友。因为吴都到楚都，路途遥远，吴师最大的困难在于补给。他们虽有良将劲卒，但兵员比楚少得多，欲打进楚国，非高速进兵。出其不备不可。如果中途没有盟国支援，军粮靠后方输送，就将成为空想。恰在这时，贪婪的楚令尹囊瓦为索取蔡昭侯华贵的裘袍和精巧的玉佩，以及唐成公的两匹骏马，放走了正在郢都滞留三年的蔡、唐侯回国。蔡、唐二人离楚后发誓，天下诸侯，无论其为谁，如能伐楚，甘充前例。并求晋人伐楚。 公元前506年春，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苔、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18国在召陵会盟，商议伐楚。因晋大夫苟演像囊瓦一样贪婪，会盟毫无结果。蔡昭侯派一位公子到吴国做人质，央求吴人讨伐楚国。经蔡昭侯牵线，吴、蔡、唐三国组织了一个以吴国为主角的反楚同盟。吴师的补给由蔡国和唐国分担。
兵贵神速，吴师不宣而战。吴师以当时所能动用的最大兵力和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在楚人浑浑噩噩之际，进入了楚国的腹地、楚师节节败退。公元前506年冬(十一月)庚年，两军决战于柏举(一说今麻城，一说应在今安陆县一带)，楚师大败，退到雍？(今湖北京山县)被吴师追上，溃散。吴师进逼郢都。
柏举决战后的第九天，昭王一家连同其妹季？携随从弃都避难。昭王渡过汉水，一天晚上，正露宿时，遇到强盗。强盗用戈击昭王，王孙由于扑在昭王身上，昭王无恙，王孙由于则因肩部重伤而昏迷不醒。在黑暗和慌乱中，昭王一行逃往郧国。郧公为斗辛，其弟有斗辛和半巢，斗怀要杀死昭王，为其父蔓成然报仇，被斗辛断然阻止。斗辛和半巢护送昭王一行逃到了随国。
柏举决战后的第十天，吴师攻破郢都。自吴王而下，按尊卑顺序，分别住进楚王的宫室和令尹、司马等官员的府弟。与此同时，楚大夫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援，对秦哀公说：吴国像大野猪、大长虫(长蛇)，要把上国一个一个吞灭。敝国灭亡了，贵国也将不得安宁。贵国何不出兵？出了兵，至少可以分到一些土地和民众。以后敝国如果永劫不复，也将是贵国的土地和民众。贵国如果有意保存敝国，敝国将世世代代服事贵国。秦哀公听了尚不为所动，答称要商量商量。申包胥不肯告退，也不肯进食，哭了7天7夜之久，秦哀公终于答应出兵了。
入郢前打着主动仗的吴人，入郢后却打起被动仗来了。吴师在楚国的腹地滞留得愈长久，遇到的困难就愈严重。楚人有怀旧、念祖、爱国、忠君的传统。吴师入郢后，平民不惜与吴师拼命。吴师的行为愈残暴，楚人的反抗就愈强烈，对阖庐尤为痛恨，以致有一夜阖闾换了5个住处。楚人群起与吴师斗争，没有将领，就由当过兵的负责操练和指挥，口号是“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昭王长庶兄子西建树王旗，安定人心，招集散
兵，组织抗战。至公元前505年，这场战争把另外几个国家也或深或浅地牵址进去了。周天子见楚国为吴师所破，自顾不暇，派刺客到楚国，杀死了王子朝。蔡国因负责吴师的补给而缺粮，向鲁国求助，鲁国送了些粟给蔡国。越王允常见吴师主力久出不归，乘隙袭扰吴国。秦师500乘，以子蒲、子虎为帅，出武关，过申县，败夫概王于沂邑(今河南正阳县境)。与此同时，散而复聚的楚师败吴师于军祥(今湖北随州市西南)。秦师纵横于方城内外，楚师出没于汉水南北，楚人则支援秦师和楚师而阻扰吴师，吴师穷于应付。是年秋，楚秦合兵击灭为虎作伥的唐国。夫概王不告而别，率所部回国，自立为王，阖闾见前方大势已去，后方大患日亟，当即命全军撤回吴国。
吴师退走之后，昭王回到郢都，时为10月。历时10月余的大战终于结束了。在这场大战中，受祸最惨的是郢都的国人，郢都经吴师蹂躏，残破不堪。于是，昭王决定迁都，而仍称之为郢，以示不忘其旧。 从昭王十一年冬起作为首都的郢，称为“载郢”。其地与熊渠所封句禀王治所相近，早就有楚人聚居。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已被称为“江陵”，载郢的遗址，最迟在东汉晚期，已被称为“纪南城”。载郢成为首都以后，原来的郢都就以上名“鄢郢”见称了。
公元前489年，昭王病重，临终之际，昭王要子西继为王，子西坚辞不受；要子期为王，子期的态度一如子西。昭王又要子闾(公子启)继为王，子闾也坚持不受，昭王连说了5次，子闾连辞了5次。子闻见事态如此，为了安慰昭王，假意受命，昭王死，子闾与子西、子期议决，封锁消息，阻绝路口，秘密派精干的使者回郢都，迎昭王子熊章到城父，立之为王。熊章即楚惠王，其母为越国女子。惠王即立，楚师乃回国。这时的楚国已经从濒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国力渐充，威名益著，但不像霸主那样气焰灼人，在国内使民众得到了安宁，在国外树立了一个并不招惹反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