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段时间特不想读书。不想读书的理由也许不少，但最重要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自由。我自己是个特爱自由的人，自由的定义也许很宽广，可以从人格，科学，政治，文化不同程度上来阐述，但终及一点，都是要有人的概念——一个自我为主见的概念。

　　也许我可以像当代那些愤愤青年那样，扬手一笔将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批评一通，这是件潇洒的事，不但可以逃出应试的层层囚禁，还可以扬名，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面对现世，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样的制度竟让若大一个中国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家，当我们在奥运会上频频获奖，却在科学经济文化领域空出一个庞大的漏洞，不知当羞杀多少“奋斗”工作者。我们总学会了叫苦连天，单枪匹马地看似无畏地冲在了自尊的前头，听着众人的吹捧于是开始狂傲，自满，中国式盲目“称赞”一点也不少。其实我们都不曾真正地发现什么，我们只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无限制地接近，接近，当他在另一方开方起家时，我们只好收起仰天的屁股，转向另一处。中国人怕被人笑，有自尊，一种过于自尊的自卑，新的东西本来就很少人发现，发现不了，大家都发现不了，偶尔几个成功了，自己同普遍没有成功的人士在一起，并不感到痛苦。然而一旦，新事物已成即成的事实，不能得到它，掌握他，必会落于人后。于是中国人害怕了，开始奋起直追起来。我不得不惊讶鲁迅的“不敢最先，不为最后”会把中国人说得如此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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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教育制度沿袭了中国学习的思维，总表现得被动。古时，除孔子首创私学那会儿气氛比较活跃以外，至后的学生与教师，根本就是二条道上的人，井水不犯河水，如此泾渭分明。中国太讲君君臣臣的上下关系，自然也不会放过师生的关系，于是教师拿着教鞭在空中划下了无数条岁月的痕迹。在中国，我们总是见到这样的情景，一个老师在严辞“教育”学生，而学生只有低头无言的份，有激进的学生反抗，也只能那般无品味地动用身体，而不知道有一样长在头脑中的东西。所以中国没有了与老师据理力争的勇气，进而逐渐成了一种不敢反抗权威，不敢反对现行的理论，即使自己有疑惑也不敢将其公布，因为在他心里，这些东西永远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所以在中国，浩浩荡荡二千余年，根本不会有“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豪情与魄力。

　　在这种主统思想的控制下的读书，对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上那个泛泛之流中的一员，而且是不得不成为那其中的一员。时代是如此，风尚是如此，思想是如此，我若是要超越这样，也就是我将脱离自己生存的土壤，守住了一个自己，而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我何以在如此纯一的社会上生存，繁衍？为了苟生，于是在时间的淘沙中逐渐忘却了自己，做一颗顺风草。可当我们漠然回首时，不禁问自己：“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个我，是否真正存在过？”我们的生存变得无意义，那又要生存干嘛？

　　这是一个矛盾。而且是个无止无境的矛盾，十几年了，我一直末曾参透其中的深奥。混浊了几年，愤恨几年，苟活了几年，惰落了几年，但时间的推移并未给我们新世界的曙光，我早说过，在中国，很难突破陈旧，很难改革腐朽，在中国人眼中，做做“奴隶”挺好，有奴隶主供着，不用自己谋生，生活虽苦了一点，但还可以生存。中国实在是懒得动动手，动动口去做一番新事物，中国人会说：那太冒险，可是要丢性命的。

　　死不死是早晚的是，性命有一条，也只有一条。有人重视，于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岁月多；也有人重视，于是看见河里有人落水，在自己可以去救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一个莫名的意外牺牲，宁可做个看客。我不知道那个看客是怎么读书的，他也是我们中的一位，也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也许会受过高等教育，也许是个高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