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乖乖

　　蒙上眼，捉乖乖，休 闲 居 编 辑休 闲 宝 贝 网

　　捉住谁，我猜猜。

　　摸摸小脑袋，

　　说出名字来。

　　儿童摸瞎游戏玩法 - 帕子蒙住儿童的眼睛,让他去摸索应摸的东西或人，摸到或抓住后要说出物品的名称或这个人是谁！是中国传统游戏之一

　　中国古代儿童游戏今析

　　一

　　游戏,古时一般称“戏”、“游嬉”,亦见“嬉”或“游”之名。作为与学习并举的儿童两种基本活动之一,游戏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很早就被古代教育家们注意到了。《礼记•学记》中写道:“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即学习时就努力进修,休息时就尽情游乐,将游戏视为学习之余放松、休息的基本方式。而崔学古在《幼训》中明确指出了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认为要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游戏则是最主要的手段。在游戏中儿童自主地活动,自得地娱乐,自然会生机勃发,智力悟性也得到发展。为什么呢?王守仁进一步解释道:“大抵儿童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1]指明了游戏是适应儿童天性、增进儿童发展的活动。

　　中国古代较注重儿童身体的发展,因此很重视游戏的体育健身价值,认为在不同时令让儿童玩不同的游戏,能够强健体魄、促进健康和发育。如古时十月以后盛行踢毽游戏,“盖京师多寒,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2];而三月后则多放各种纸鸢(即风筝),儿童除了于奔跑中可锻炼肢体外,还能在追逐空中的风筝时清目健目。另外,如琉璃喇叭,“儿童呼吸之,足以导引清气”[3];如跳白索(即今盛行的跳绳游戏)等,此类游戏对儿童身体的增进作用,在今天的游戏中仍颇受重视。

　　德育是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中心,游戏作为一种重要的儿童活动,必须以德育为核心,为德育服务,服从于封建礼教的要求。首先,古人十分重视的是游戏环境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孟母三迁”。模仿成人和周围现实中的一切,是儿童游戏的源泉,这对儿童道德形成有巨大的作用。孔子有“里仁为美”的论断,而俗话又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儿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孟母处心积虑,三迁其家,旨在为孟子提供一个有良好榜样的游戏场所。至今,我们仍十分注重儿童游戏环境的创设和对儿童游戏场所的慎重选择,让儿童在游戏中有可以模仿的好榜样。其次,古代儿童教育者们十分重视游戏内容对儿童品德的影响。如被尊崇为圣人的孔子,古往今来人们一直认为其所以为圣,是与其少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分不开的。这也说明古人将符合封建礼教的活动视为儿童最佳的游戏内容。朱熹曾说“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这无疑对指导古代儿童游戏内容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另外,古代也十分重视游戏材料对儿童品德形成的影响。其典型例子,莫过于清朝吴曾祺编纂的《涵芬楼古今文钞》中《恶圆》所记了。唐代元结家有乳母,“为圆转之器以悦婴儿,婴儿喜之。母使为之聚孩孺,助婴儿之乐”。用能旋转的圆形器物给儿童作游戏玩耍,这本是毫不足怪的事,不料元结的朋友公植却大为不满。他认为“方正”是作人的准则,使小儿用圆物游戏,便有鼓励他将来为人圆滑之嫌。这完全是牵强附会,连元结也觉得毫无道理,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桎梏是何等的厉害!它甚至影响儿童游戏中玩具的选择,这也足见古人对游戏材料影响儿童品德的重视程度。

　　古人已意识到游戏对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作用,因此,尽管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儿童实施严格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就禁止游戏。比如说,儒家就没有一概反对儿童游戏。《礼记•学记》中提倡“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论语》中也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当然,古人也强调游戏不可无节度,尤其在内容上应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而且,从总体来看,在古代教育中游戏只处于附属地位,颜之推就说,即使是可充分开启智性的博弈(棋类游戏),也只是在疲倦时稍玩,“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4]。

　　二

　　游戏作为儿童最喜爱的活动,源于生活,亦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我国古代,无论是民间还是宫廷中,均形成和发展了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儿童游戏,其中有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为当代儿童喜闻乐道。角色游戏是各种游戏类型中最为儿童所喜爱的,也是儿童期特有的游戏,古往今来,概莫例外。它以模仿和想象,通过扮演角色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载有“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土)为饭,以涂(泥)为羹,以木为??(肉块)”,类似我们今天小孩所好的“过家家”游戏。模仿周围现实生活,既是幼儿生理发展的需要,也是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通过角色游戏,儿童既满足了摆弄物体的行动愿望,也满足了自己的想象心理。今天我们幼儿园中仍将角色游戏作为游戏的重点来组织和指导。这也反映出我国角色游戏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思想理论基础。在实际游戏中,我们观察到当要组织角色游戏时,孩子们立即喜形于色,欢呼雀跃。

　　由于重视儿童身体发展,古代人们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体育游戏。最早的,如踢毽子与踢石球。据考证,在黄帝时就已有毽,当时称为“鞠”,“鞠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5]。今天我们的毽子也大致是这样的,不过更多的是模仿清代的铜钱毽,“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雕翎,缚以皮带”[6]。贫苦子弟则“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7]。由于无钱买皮带或皮钱,贫苦人家的孩子也就从生活中就地取材,把石头琢成球状来尽情游戏,这也不影响他们的快乐。另外,还有拔河,“小儿两头曳索而对挽之,力强者牵力弱者而仆,以为胜负笑乐,此唐清明节拔河之戏也”;有跳绳,“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有骑驴骑马等;有荡秋千。一般说来,古代较注意体育游戏的类型与时令相合,如“十月后京师则有风筝毽儿等物”,而三月后则以荡秋千等为乐。

　　在古代儿童智力游戏中,我们不妨将棋类游戏视作代表。棋,古称“其木”,在儿童游戏中,玩法主要有弹其木、六博、樗蒲、弈其木、象戏等,且有相应的简单规则。在我国古代较重视的君子必备素质中,“棋”被列为“琴棋书画”之第二位,显然,在儿童教育中亦将棋类教育列为重要内容。针对儿童的特点,多以游戏方式来培养儿童下棋的习惯与兴趣,并以此达到开发儿童智力、悟性,培养其注意力与爱动脑的习惯。此外,古代另一较有影响的智力游戏是拼七巧板。在我们今天幼儿园中,如何借鉴古代棋类游戏的经验,开展各种儿童棋类游戏,这是一个有意思而且有价值的课题。

　　除以上所列举的三种主要儿童游戏类型外,古代还有大量的娱乐游戏和音乐游戏。前者如玩风车(今天儿童所玩风车与之大致类似)、斗草(剪采为花或草虫之类插于头上,儿童相嬉而戏)、捉迷藏、摸瞎鱼(用帕子蒙住儿童的眼睛,让他去摸索应摸的东西)、捕蝉等,这些都流传至今;另有一些已失传,如敲太平鼓,亦叫敲迎新之鼓。玩法是,用驴皮绷在铁环上,三五成群的儿童用藤杖敲它来迎接新年。音乐游戏尤突出地表现在各种节日庆典中。如旧时有求雨风俗,儿童喜欢塑各种泥龙、扎纸彩旗、敲玩具鼓,一起唱着:“青龙头,白龙尾,小孩求雨天欢喜。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大下小下,初一到十八,摩诃萨。”而雨来后,大街小巷的小孩又会群聚齐歌:“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谷来了。”[8]又如古时民间盛行在中元黄昏后(旧历七月十五)点荷叶灯、蒿子灯或莲花灯,儿童手提各种灯,沿街高唱:“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于歌舞中尽情嬉戏。

　　综上所述,足见我国古代儿童游戏类型的丰富,花样的繁多,也反映出了我国古代人民无穷的智慧。当然,从内容上看亦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关。

　　三

　　我国古代儿童游戏的理论与实践均较为丰富。但是,由于古代长期以来社会发展程度低下,生产规模狭小,加上“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并未能正确认识儿童,正确把握儿童区别于成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游戏以及游戏在儿童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了。一般只是把游戏当作娱乐消遣的手段,或只是消磨时间和浪费儿童的精力,因此,“勤有功,戏无益”的观点广为流行。韩愈进一步强调为“业精于勤,荒于嬉”;张伯行引朱熹的话而阐发之,认为朱熹的教育思想中“惟‘去其外诱,全其纯真’八字最妙。”他认为“童子时惟外诱最坏事,如樗蒲博弈(棋类游戏)”,即游戏是儿童教育中影响最坏的因素,主张严格教子,禁止游戏,“应形格势禁,不使得亲外诱”[10]。所以,尽管我国古代已看到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形成了较丰富的游戏理论与游戏实践,但在实际教育中及人们的观念里并没有把游戏放在应有的地位,始终没有发挥游戏应有的作用。

　　随着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发展,人们对儿童的认识日趋科学化。在今天,游戏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不但把游戏视为儿童的基本活动,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方式,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于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游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儿童游戏科学体系。首先,明确了儿童游戏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游戏是儿童体、智、德、美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教育手段,肯定了游戏是儿童阶段最适合并最能促进儿童发展的活动。其次,加强了对儿童游戏的科学指导,既注意儿童游戏的自主性、自发性,也注意儿童游戏教育性的自觉性;既满足儿童自得其乐的活动,又让儿童在乐于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教育者希望的发展;并且在游戏环境的创设、游戏材料的选择上也都加强了系统的全面的指导。第三,注意儿童游戏发展的时代性与现实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儿童游戏与玩具的配套发展。第四,注意吸收我国古代儿童游戏的传统经验,保留并发展了许多仍有价值的游戏。如在幼儿园引进七巧板拼玩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踢毽、放风筝活动等。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未来的儿童教育将是一个真正实现“游戏化”的时代,儿童将在真正自由、自主的游戏中获得科学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