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严肃艺术陷入危机。京剧、交响乐、芭蕾等纷纷告急，甚至有人担心严肃艺术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之所以说它奇怪，是因为根据世界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严肃艺术在各国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普及和蓬蓬勃勃的发展。以芭蕾为例，在20世纪芭蕾艺术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全方位的发展，成为本世纪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其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普及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芭蕾艺术前四百年历史的总和。而在今天的中国，芭蕾却陷入了一场严重危机，可以说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痛苦挣扎之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芭蕾舞团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和辽宁芭蕾舞团都很不景气，创作上不去，经济陷入困顿，演出场次少得可怜，人才大量外流，以致许多芭蕾演员为了谋生而“半下海”到各种夜总会、卡拉OK歌舞厅去客串伴舞。其中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以笔者之见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搞芭蕾艺术的人本身思想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跟不上整个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迅猛步伐。我们身在危机之中却似乎没有什么危机感，更没有什么有力的应急措施，相反还在继续走原来的路。最多有时向社会发出无力的呼吁声和求援声而已。殊不知要克服目前危机，使芭蕾走出低谷，我们自己也需要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换体制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任何等、靠、观望思想都是无济于事的。作为一个从事芭蕾艺术近四十年的人，我对芭蕾现状也深感疑虑和不安。在这里我想从五个方面就中国芭蕾的现状和出路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指正。
心中要有“上帝”
在经济界有一句通俗而深刻的名言：“顾客是上帝”。我们文化界也有自己的“上帝”——广大观众。从表面上看近十年采我们的“上帝”似乎对芭蕾有些冷落、疏远、失望。即使在演出场次减少的情况下，上座率也明显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各芭蕾舞团演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高，经费匮乏，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实际上恰恰相反，是我们自己冷落和疏远了我们的“上帝”，是我们自己对观众感到失望，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研究今天的观众对芭蕾欣赏的新需求、新心理、新价值观念，是我们自己没有及时调整剧目政策?没有及时推出适合观众“口味”的精神食粮。一句话，是我们自己“观众意识”太淡薄，没有“伺侯”好我们的“上帝”。冷静分析一下我们的剧目政策在“文革”之后的二十几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以一批古典芭蕾剧目如《天鹅湖》、《唐·吉诃德》、《吉赛尔》、《胡桃夹子》等和优秀保留剧目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更新换代”的新作品奉献给“上帝”。广大观众对这种“吃老本”的作法当然是不买帐的，以致剧场上座率大幅度下降。我们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忽视培养一代新观众——广大中青年观众。今天在剧场中恰好占主要比例的这批观众正应是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观众主体很陌生，因为我们很少认真研究他们，探讨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情趣、文化需求和价值观的变化。我们对他们了解和理解甚少，而以他们为对象的创作更是一个空白点。这样我们既失掉了一大批老观众，又没有吸引新观众。难道说我们对得起我们的“上帝”吗?我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乃是认真检讨自己的失误，重新请回我们的“上帝”!
狠抓创作，推出一批佳作
当然要想把“上帝”请回来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做到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搞出几个有吸引力、有影响的好作品。没有一批这样的“名牌产品”，我们就无法占领文化市场，无法让“上帝”回到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起点不一定要放得太高，也不妨试着两条腿走。一方面推出一些普及陛的、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容易接受的作品。如针对很多青年热衷于摇滚乐的情况，可以搞一些摇滚芭蕾的节目。本纪世一些最著名的编导大师如巴兰钦、罗宾斯、弗塞特都有摇滚芭蕾佳作问世，赢得了不少青年观众。另外也可以创作一些贴近现代都市生活、通俗易懂的芭蕾作品(在目前把芭蕾普及到农村的时机尚未成熟)。
另一方面也要着手创作一批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的芭蕾舞剧作为中国芭蕾学派的骨架和保留剧目。世界各国芭蕾发展的经验一再证明最终决定一个学派确立的不是训练体系，也不是演员的水平，而是演出剧目。中国芭蕾需要一批好作品问世，没有好作品就没有社会效益，也不可能有经济效益，更谈不上中国芭蕾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应把普及与提高、“巴千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当前效益与长远发展结合起采，两条腿走路，这样才能使中国芭蕾早日走出低谷，大步踏进21世纪。
解放思想，培养新生力量
中国芭蕾舞界几十年来一直忽视—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培养新生的创作力量。这是芭蕾创作能否搞上去的一个关键。说起来也实在令人费解，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成立十几年来，北京、上海、辽宁三个芭蕾舞团仅有辽宁派一名学员学习编导(已出国)。似乎芭蕾编导不用经过正规学习训练而都可以自学成才。似乎我们的编导队伍人才济济、水平很高，用不着下功夫培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老一辈芭蕾编导如李承祥、蒋祖慧、王世琦、张护立等同志都曾直接受过苏联专家较为系统的编舞训练，因此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们已相继退休。而五十年代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再也没有正规培养一个芭蕾编导，因而造成严重的断代现象。然而我们芭蕾舞界至今麻木不仁，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缺乏高层次、高素质的编导队伍，才是约束和阻碍中国芭蕾发展的关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有芭蕾编导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已严重老化，可以说我们在这两方面与世界芭蕾先进水平的距离已经相差整整五十年了! 20世纪芭蕾已实现了从戏剧芭蕾向交响芭蕾转轨的过程，进入了以交响芭蕾为主流的新代。可我们现在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基本上还沿袭着苏联三、四十年代的戏剧芭蕾的模式。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仍以陈旧的生产方式生产过时的产品，这岂不是一件令人痛心而需深思的事实吗?因此我们要正视现实，吸取教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舍得进行智力投资，大力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编舞思想与技法的、具有较高知识素质的芭蕾编导生力军，否则克服芭蕾危机的任何努力都将会以失败告终!
适应形势变化，推进体制改革
我国现有的芭蕾舞团体制三十年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已远远不能适应急剧变化了的新形势。是否可以把目前的团长负责制改为世界通用的艺术指导与经理负责制?艺术指导负责艺术生产全过程诸如剧目政策、创作、演出质量、演员的安排、排练、训练、对外艺术交流等。而经理应主要负责经济运筹诸如年度预算、开支计划、演出计划、筹集国家拨款以外的资金、对外经济事务等。我认为这种双轨体制不仅能保证芭蕾舞团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常运行，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它们的艺术质量和经济效益，是克服芭蕾危机的一项重要和必要的改革举措。
做好舆论工作，争取社会支持
芭蕾舞界要沟通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要让“上帝”了解我们、喜欢我们，就必须借助于各种新闻媒介(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强劲的舆论宣传和导向，同时也要争取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各部门、企业界、商业界、金融界、社会团体、工会、妇联、共青团以致于各个大学、中学的大力支持。过去芭蕾舞界似乎有点过于清高，很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下大功夫去疏通联系“上帝”的各种渠道，因此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孤家寡人、四面无援的地步。实际上在现代艺术管理学方面，宣传“推销”精神产品这一环节极为重要，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艺术晶以致一个艺术团体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低。我们不可对之稍有忽略，相反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的新形势下，要认真研究文化市场的规律，组织强有力的队伍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才能站稳脚跟，才能迎接时代的挑战，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总之，笔者认为对中国芭蕾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深化内在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打一个芭蕾翻身仗。我建议中国舞蹈家协会及其属下的芭蕾学会，联合召开一个中国芭蕾发展研讨会，制定出振兴芭蕾艺术的近期计划和长远战略方针，并拟定出与之相关的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在不断克服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自我发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正视当前中国芭蕾面临的严峻形势，找准阻碍我们前进的主要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对策手段，经过我们百折不挠的奋斗，中国芭蕾就一定能克服目前危机，走出低谷。让我们为迎接中国芭蕾更加美好光明的明天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休 闲 宝 贝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