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静地说。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
据悉，宗璞正在抓紧《野葫芦引》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宗璞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休 闲 宝 贝 网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对写作的热爱。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
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卷本长篇小说组成，如今，《西征记》的写作已经开始。宗璞先生说：“接下来的写作还有许多难题，我知道说要克服这些难题是在说大话，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会去做。”
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虽然，时代潮流的变幻也呈现于宗璞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但是，宗璞的文字似乎永远与时下的流行无关，坚持着自己纯净优美的本色——它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真正阅读时，心灵又不由得被它左右，时代反而离得远了。这也许正是她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宗璞很认同自己是“本色作家”的说法。她说，我写作品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和宗璞先生打过交道的编辑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命题作文请她写，就很难约到稿子。但如果是她自己送来发表的，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上副刊头条的好文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优雅严谨的文字，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持续关注，使得宗璞的作品有着当代作家少有的一贯品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宗璞先生本人也是一个与流俗相去甚远的人，话不多，却自有一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殊荣，但宗璞先生却平静地说：“获奖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但那是对过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