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丹麦人---安徒生

黛安娜·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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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相丑陋，出身卑微，一辈子都梦想着出人头地。他生性敏感，饱受摧折，不敢谈婚论嫁，到头来反被视作同性恋。他的童话是给全世界孩子们的最好礼物，但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仍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这样一个外表古怪，内心忧郁的安徒生，又是如何写出了如此灿烂的纯真梦想呢？

1874年，也即安徒生去世前一年，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出自一位美国女学童之手，随信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登载着安徒生身体病弱及所谓穷困潦倒的报纸剪报。没多久，别的孩子也开始寄来小额钱款，用以偿还费城一家报纸所谓欠这位丹麦作家的“儿童债”，后来，连美国大使也亲自给他送来了200个丹麦银元。还没有穷得揭不开锅的安徒生想加以阻止。他写信给发起这一慈善募捐活动的《费城晚报》发行人吉布森·皮科克，说他尽管很乐于见到“我以小语种所写的故事能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读者”，并且为如此多的美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来帮助他这个老作家”而深深感动，可他确实不需要也不能够接受这些礼物。他写道，现在他感到蒙羞，而非自豪和感激，而某种满足感已经抵销了安徒生的困窘。

安徒生终其一生都梦想出人头地，能被视作真正的艺术家，有时侯这种渴望可以战胜一切。“我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我觊觎声名和荣耀，与守财奴觊觎金子如出一辙，”这是他30岁出头那会儿写给朋友的信。而今他已69岁，其声名远播之广，美国报纸搞的活动可资证明。他也许比其他在世的作家更为知名，而国际性的声望通常建立在其他名人的陪衬之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便得到广泛传诵，尽管其方式并不总是合乎他的本意。像《拇指姑娘》、《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故事，早已有了大量译本，其中也包括把原作糟蹋得面目全非的粗劣译文。比如说恶名昭著的玛丽·霍维特（MaryHowitt），一个不懂丹麦语的英国女人，其翻译完全仰赖于德文版。另一位英国译者卡洛琳·皮奇则整段整段地大删特删。不过还是出了一些较好的版本，特别是在美国。如让·赫绍特（JeanHersholt）的译本，这位丹麦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明星。安徒生去世一百多年后，其文学影响力反而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莫依亚·希勒的电影《红舞鞋》比安徒生的原著还要出名。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电影及和卡通片可以在任何一家“巨弹”连锁店里租到，迪斯尼公司还执意重写安徒生一些最优美的故事，为年轻观众加上幸福的结局。总的说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安徒生被公认为一个美丽童话的有趣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1952年，丹尼·凯（DannyKaye，1913－1987，美国喜剧明星，原名大卫·丹尼尔·卡明斯基。——译注）主演的电影《安徒生传》将这种观点表露无遗。尽管这部影片跟真实的安徒生风马牛不相及——它倒也从未如此自夸——但它营造出了一个和安徒生童话一样深入人心的作家生平，它几乎成了那些童话的续篇：一个来自费恩岛小镇奥登塞的穷小子，独闯哥本哈根，征服逆境，终获成功。这也是该片的精髓所在，说远点儿，和安徒生的自传也颇为契合，他给它取名为《我生命的童话》，其中并无自我解嘲之意。然而据弗兰克·娄瑟（FrankLoesser，1910－1969，美国著名的抒情歌曲作者，也是电影《安徒生传》中多首插曲的作者之一。——译注）记载，丹尼·凯的这部影片在丹麦被认为是一部无聊，且令旅游业有点儿难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