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的第三个年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柳河办了个农场，把一批机关干部集中起来劳动，取名“五七干校”。叫这个名，是为了纪念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个“新生事物”被一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城里的各个单位，都要求在农村建“五七干校”。

　　去“五七干校”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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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干校”并非学校而类似农场。既是农场，当然就要干农活。脱土坯、割芦苇、收麦子、插水稻、担粪挑水、打场晒粮、挖土固坝、挑泥筑堤……都是“改造思想”的手段。说是“改造思想”，其实是惩罚。

　　比劳动惩罚更难熬的，还是精神折磨。干校里要进行揭发批判。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过关，个个自危，被逼疯、自尽者都不鲜见。也正是在此时，许多人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

　　“九一三事件”之后，“五七干校”悄悄降温，人们陆续回城重新工作。正式下令撤消“五七干校”是1979年，那已经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