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学名词因为一次发生在地铁里的事件变得著名，那就是“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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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月20日18点55分，一位张姓女子在北京车公庄地铁站“自杀”身亡，据在场的乘客打给编辑部的电话里反映，她是迎着地铁列车跳下去的。车公庄是一个客流量相对要小的站点，当时下班高峰期也基本缓和。记者在次日追访时，地铁西直门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已经倒班，据他们回忆，当时为避免立刻刹车停运，导致回撞，电管部门在事件发生后随即拉熄了电闸，地铁隧道里漆黑一片。地铁到19点36分恢复正常运行，而后人们开始纷纷谴责“防跳”设施不力，比如没有像香港地铁那样设有屏蔽门。还有人责怪自杀者选择了错误的地点，因为她的生命价值无法比拟那难以估量的40分钟停运损失。

　　关于这位轻生女子的资料很快被调查出来，她高校毕业不久，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刚离异，更要命的是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这种原本知名度不高的疾病的最新报道来自美国，2001年6月20日，美国休斯敦36岁的妇女安德列亚·亚特，因难以忍受产后抑郁，亲手溺死了亲生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不久，2001年7月19日，芝加哥一位四胞胎母亲又在一次开车兜风后失踪，她同样患有这种令人恐惧的抑郁，当时她的四个小婴儿仍呆在医院的新生儿保温箱里。

　　对于车公庄自杀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很快因死者家属的反对而结束，地铁公安分局与地铁公司均表示此事无可奉告。她的家人对媒体各种报道，最激烈反对的是把她的死亡界定为“自杀”。

　　记者采访到曾患有同一种抑郁症的丁洁，她是一家外资银行的职员。27岁那年她有了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来临并不在家庭计划之内，怀孕期间就开始紧张烦躁，“然后是长达三天的待产期，这三天对我来说有如在地狱中煎熬。由于婴儿发育过于成熟，分娩十分困难，我从未体验过那种疼痛”。现在移居新加坡的她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分娩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开始精神不振，沮丧无助，甚至达到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但相比之下，我算好的了。我住院时隔壁病房的另一位妇女，在产下双胞胎后，精神突然失常，甚至想掐死自己的小孩。还有另外两个人，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所以我想，这种病在产后的妇女中，一定不在少数。”

　　不在少数的抑郁

　　据西安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医生常姣娥提供的资料，“产后抑郁症”是产后6周内第一次发病(既往无精神障碍史)，以抑郁、悲伤、沮丧、容易哭泣、易激惹、烦躁，严重者还会出现幻觉或自杀等一系列症状。国际上对它的研究在1968年以后才开始，当时调查的发病率为10.8%。而且各国报道不一，低者6%，高者达54.4%，整体而言，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是正常非孕妇女发病率的200倍。

　　北京妇女保健所所长丁辉曾组织了一次针对北京市妇女“产后抑郁症”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的调查，他们抽取在北京市妇产医院及顺义医院妇产科的190名产后住院妇女进行调查，年龄在22岁到43岁之间，最终查到产后抑郁症患者21名，其中轻度抑郁14名，中度抑郁5名，重度抑郁2名。

　　“我们发现，这些产妇中患上抑郁症者的平均年龄为31岁。”丁辉说，“她们的职业如农民、工人、技术人员和教师等，她们的平均发病率为11%。文化程度低的产妇，对妊娠分娩的角色认知能力较低，导致了适应性障碍。而家庭环境不良(如居住面积过于狭小)，夫妻不和的产妇发病率明显高于平均率，达30%，这与国际报道的数字也相近。”

　　此外，影响产后抑郁的重要因素来自初生的婴儿。一个有趣现象是，母亲对孩子的性别忧虑，在生育男孩组的98人中，患病的仅4人;而在生育女孩组的92人中，抑郁者高达17人。

　　“她们前期的普遍反应是失眠，焦虑，能力下降，自觉无助，增加人口的生活事件加人格特征再加遗传因素，导致了母亲的抑郁。”丁辉认为，“而内分泌研究表明，产后激素分泌下降与肾上腺皮质功能障碍也容易产生抑郁，有些产妇表现为心境高昂。”

　　分娩方式为产钳或者胎头吸引器助产者，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比剖宫产或顺产者高，这可能因为产妇担心产钳或胎头吸引器可能对婴儿产生不良的影响，以及难产、滞产对产妇身体和精神的刺激及消耗有关。丁辉还提醒:“有些母亲其实是对孩子没有亲昵的感受，相反，有一种被剥夺感，觉得自己从此衰老了，特别是产后形体变得臃肿，失去了自信心。”

　　误区

　　而妇产科临床医生凌良回顾自己接触过的抑郁症产妇，印象十分淡漠，“因为我们以往很少考虑产妇的心理状况，除非她们主动上门就诊，一般妇产科医院很难发现她们情绪上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从心理学上理解，这其实是初为人母时的人，在潜意识中逃避与放弃责任。”心理医生李小劲分析，“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他们在被动放弃中得到一定的休息，因为怀孕与分娩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历程，所以尽管很多母亲是在生产后才发病，其实抑郁的前兆在怀孕时就已经开始了。”

　　目前对付产后抑郁的多数治疗手法仍然是让她们吃抗抑郁药，但李小劲认为抗抑郁药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母亲凶手亚特就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抗抑郁药才导致精神失控，而且在晡乳期，也不适合吃抗抑郁药。美国医生因此提倡非药物性的措施如光照疗法，明媚的光线通过眼睛将刺激生物体，使抑郁者兴奋快乐。积极的疗法还包括在母亲周围放置孩子天真活泼的照片，激发她们潜在的母爱天性，更要紧的是坚持母子不隔离(除非她有伤害婴儿的倾向)，并不间断最有效的母乳喂养。“而专业心理培训员的疏导作用，对她们有更为明显的作用，”丁辉强调。

　　致命抑郁

　　比较极端的问题是有更少比例的母亲，当抑郁持续4到6周时，症状明显，大多持续2周到3个月，严重者最终发展为产后精神病，这种病症一旦产生，演化成自杀欲望的可能性无疑提高了许多。在丁辉关注的问题中，包含了女性自杀趋势升高的问题，她说:“在53个国家的统计中，通常是男性高于女性，女性为每10万人中有6.8人，男性每10万人中则有24人，总和比是1比3.5。但中国孕产妇的自杀死亡率，有升高态势，抑郁症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是对精神卫生新的了解、新的希望，针对母亲筛查，进行教育治疗，可以减轻母亲的忧郁及对孩子的影响。”

　　抑郁导致自杀倾向，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李小劲说:“一般抑郁症病人有2/3考虑自杀，1/10采取自杀行为，1%左右自杀成功，但产后抑郁导致自杀的比重很少。”

　　社会要做的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个人、家庭与单位的干预。丁辉介绍:“心理培训师基本上是由专业心理医生担当，也有部分志愿者，他们为生育妇女等抑郁人群提供人际接触与情感支持，主要是‘倾听疗法’，在一般心理热线的10万个诉苦电话中，40%有高度自杀危险。印度有10亿人口，只有3500名精神医生，1997年有9.7万人自杀，平均每6分钟有一个自杀者，这是十分可怕的。”

　　最后，她特意给了一个妇女心理热线电话号码，那就是:010—65264662。

　　记者/巫昂